图谋不轨

比你的梦更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是没有的。尼采

《让子弹飞》:当革 命已成往事 - [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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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让子弹飞》视为一则革  命传奇绝非牵强附会,在30年代的中国,东方还没有红透,太阳还没有升起,“张麻子黄四郎斗法”的连台好戏在井 冈  山和鄂豫  皖几乎天天上演。那是中国革   命史的“旧约”时代——大救 星尚未进入政治     局,而虔诚的信 徒们手无寸铁,只能在刑 场上面对屠  刀引颈就戮。因此,彼时彼刻的革 命是“很 黄 很暴     力”的,尚未有一套堂皇的话语遮蔽其凌厉粗豪的草莽气息。即使是在九十年后的今天,即使是姜文这个根红 苗正的革 命后代自己,在搬演这段历史时都不愿过于招摇——他把一个民 国十八年的故事放在了民 国八年予以讲述,无非是为了把这些过于残酷的图景与土 地革 命战争撇清干系。但是,民 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那时的陈 独 秀还只是个在街头发传单中年愤青,毛x之还在图书馆里做出纳,哪里会有出现“一个无产阶 级革 命家广泛发动群众打 倒土 豪劣绅”的革命故事?

事实上,《夜谭十记》不过是一个空马甲而已,《让子弹飞》序幕上的“原著”一栏,应该打出的是“湖 南农x运   动考察报告”——当然要用红色字,以及狂草体。

熟悉革 命 史的人一眼就看得出,张牧之就是红 色革 命家,黄四郎就是地主土豪,至于弃暗投明的马邦德却暗示着:即使在左 倾思想占统 治地位的时候,我党的统  战工作也从未中断。说的再透彻些,那个用刀子拉开肠子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的小六子,那个被敌人打成了筛子吊在空中老二,将来都是要在烈士陵园里入土的。在《让子弹飞》里,姜文用一个个NC-17级的血 腥镜头生动地演绎了“为什么战旗美如画”的道理。

因此,当《新闻联 播》的郭志坚先生为该片充斥着“脏话(国骂)、血  腥场面和性暗示”而捶胸顿足时,他似乎忘记了革 命导师多年前的谆谆教诲:“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而他担心电影会给青少年正在成长的身心“注入一股非理性的冲动”时,也应该记起领袖说过:“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很清楚,革  命本身就是一段NC-17级的铁血岁月,你又如何能指望姜文把它拍得像《新闻联播》一样老少咸宜?

革  命是什么?革 命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就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就是“十月一声 炮响”,就是“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而革命传奇,就是一群人拿起枪并用枪改 变世界的故事。所以,“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不是传奇而是谎言;只有“要有光,先开枪”才能让革 命 者们怦然心动。他们要的是荷枪实弹地砸 烂旧 世界,这一点毛说得最好:“须知政  权是由枪 杆子中取得的”。

因此,不要再把姜文导演欲罢不能的嗜枪癖与弗洛伊德的生  殖 器隐喻拉扯在一起了,姜文是军 队大院里走出的导演,他对枪的嗜好更可能直接来自导师“枪 杆子里出政 权”的惊世箴言。在《让子弹飞》里,张牧之给鹅城带去了公平,不是因为他冒充了县长,而是因为他手上有枪,手下还有一帮惯使枪的弟兄。不如此,怎能做到“站着,还把钱赚了”? 他劫火车、进鹅城、打碉楼、杀黄郎,一应事务皆“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只要一枪在手,世界就能日新月异地变,事情就能多快好省地办,还有什么比“枪 杆子里出政 权”更贴切地解释这一切?

必须注意的是,在鹅城,子弹横飞,但子弹从来没有乱飞。就像麻匪和庄丁穿着同样装束混战一团,麻匪毫发无伤,庄丁却全军覆没。这不仅仅意味着麻匪技高一筹,也意味着麻匪的子弹是长眼睛的,它能够辨忠奸、识善恶、分敌友。它们似乎懂得“中国过去一切革 命斗 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 击真正的敌人”的道理。按照马邦德县长的话说,每个被麻匪崩掉的人都是“欺男霸女,死有余辜”。

枪不是用来抢钱的,也不是用来复仇的,枪是正义的化身,它要改变秩序、带来公平,麻匪们要用“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高超射术换取鹅城美好的明天!

鹅城不是一座金库,像马邦德期望的那样;鹅城也不是黄家碉楼的外院,像黄四郎坚持的那样。鹅城是一座抽象的城市,它的社会关系暗合着《中国社会各阶 层的分析》基本要义。张牧之理解了领袖思想的精髓,鹅城对他而言只有两类人——穷人和富人。在这里,钱划分了人群,钱也定下了规矩,按照这个规矩,不管谁对谁错,卖凉粉的孙守义都得给黄家团练教头磕头。张牧之知道钱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把鹅城人分成了富人和穷人;但他也知道枪的力量更大,因为它能把鹅城人分成活人和死人。鹅城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张牧之用枪改掉了黄四郎用钱定下的规矩。在鹅城,革 命与反 革  命的较量,就是神枪手与守财奴的较量。鹅城不再是“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鹅城,而是“红 旗卷起农奴戟”,革命就是乾坤易位、阴阳倒转,就是财大气粗的武举老爷向卖凉粉的孙守义下跪磕头。

在姜文这里,“枪杆子”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也不是政 治意义上的,它是美学意义上的。可以说,这部枪声迭起、子弹横飞的电影就是姜文对其精神之父毛择东思 想的艺术演绎,在这里,他把“枪 杆子里出政 权”的斗争哲学成功地换算成“让子弹飞”的暴力美学。枪杆子里出的岂止是政 权?它既出了“公平”、“正义”,也出了金银、女子!枪杆子是姜文的阿拉丁神灯,枪声一响,就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处处都有神迹,冤鼓响,恶人亡,正义伸张,妓女从良,金银财宝从天降……

但是问题是,枪 杆子创造了这个世界,枪 杆子也在参与这个世界的运作。在这里,县长断案用枪;妓 女从良用枪;连上床睡女人都得开了保险调情当前戏——枪是搭建世界的梁木。那么人民呢?姜文告诉我们,人民就是一群裸着上身的男人,他们时而看着冤鼓追着卖凉粉的跑,时而躲在墙后看武举人磕头,时而趴在桌子上看恶霸欺负自己老婆,但是只要给足了钱发足了枪,他们就能冲进黄家碉楼里打砸抢烧。对人民而言,革 命就是有人把金银装进布袋砸他们的窗户,你收了金银,就不能再为窗玻璃划破的脑袋喊冤叫屈。张牧之在用枪启蒙他们,但是当他放着枪大吼别下跪的时候,他们却站起来、挺着胸膛喊青天。他们自由了吗?解放了吗?没有,他们的所谓自由解放不过是在枪声的威慑之下摆出的pose而已。你看到了他们挥动拳头,但看不到他们两股战战的腿,因为历史的图景已然被革 命精英精心修饰过了。张牧之曾对黄四郎算账的方法不以为然,他说“钱是钱,人是人”。在这里的人只包括六子、老二、师爷和夫人,并没有卖凉粉的孙守义和那个无辜受戮的替身。对姜文而言,枪弹是戏的主角,而像孙守义和替身这种人连配角都不是,它们只是一些道具而已。或许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对那些站在城门楼上挥手的人才而言才是美好的。

当黄家碉楼被群情激奋的民众洗劫一空时,一个光头跑到张牧之跟前说“这两把椅子归我”。却原来,革 命的梦想其实就是阿Q的梦想,革 命建造起的世界就是一个“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世界。我想那些民众抢光了金银,抢光了家什,肯定也抢走了风流俊俏的黛玉晴雯子。最后,散尽钱财的麻匪们大功告成去了上海。在过去正统的电影里,他们会去延    安,但是延   安固然是革命圣地,上海才是革 命的归宿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后,你是愿意在宝塔山下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还是愿意在浦东高喊让糖衣炮弹来的更猛烈些呢?所以,延  安只是个过路站,一个战士还是有去霓虹灯下当哨兵的梦想才行!

20世纪是革 命的世纪,革 命本身永远都是残酷血 腥的自然主义图景,而革命的艺术却是在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绎自身。因为革 命者们搞艺术创作,是要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描绘一个乌托邦胜景——他们既要用浪漫主义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美到了极致,又要用现实主义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姜文的电影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现实的,它是一阙阙超现实主义的破碎镜像——既华美,又荒诞。在这里,一个民族的噩梦封印在一群革 命子弟的青春记忆之中,他们的青春时代成了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革 命已成如烟往事,从枪杆子里飞出的子弹,穿过几多敌人的胸膛,终于落地了。再飞,就是在梦境中,在小说里,在电影上。

如今,那座由父辈用枪炮打下的城市“已完全改观”,它“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不知不觉中,革命从最初的社会学,演变成了之后的军事学和政治学,最终它成了文学和美学。但是经历过《太阳》惨败的姜文,已经懂得了文学、美学的消费主义价值,他懂得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也懂得一部不瘟不火的青春文艺片攻不下物欲横流的贺岁片市场。所以《让子弹飞》的子弹破空之声从头响到尾,看来这动辄数亿的票房终归是要由枪 杆子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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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1-01-04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