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不轨

比你的梦更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是没有的。尼采

暴政古今中西 - [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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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明白“普世价值”的确切含义。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理解什么叫“统一思想”,他们将“统一思想”当做“普世价值”。还有一些人将“普世价值”先入为主地看作属于西方的骗人玩意。其实,普世价值无所不在,没有普世价值的社会是危险的,甚至是要命的社会。昨天,我罗列了一些普世价值,今天,我再说一个普世价值:不残酷。后现代的一些哲学家们认为,它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其实,不残酷也是各种价值相互依存的保障。

 

要懂得“不残酷”,首先要懂得什么是残酷。残酷的极端方式是战争、屠杀或杀戮。次之的是强暴行为。最轻微的是言语伤害。可见,残酷与暴力言行有关。然而,暴力也有合法的暴力与非法的暴力之分。国家,往往就是一种合法的暴力。但是,国家是依靠具体的国家机器和具体的人进行治理的。所以,国家的暴力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掌握着的暴力。这样的暴力,必然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于是,引出了善治和暴政的问题。善治和暴政的不同,其实就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在善治之下,是不允许残酷的。只有善治,才能对付残酷,残酷也是非法的。然而,在暴政下,暴政引起的残酷是常见的,因此,对待暴政,必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致“残酷是必要的”。道理尽管如此简单,但是,对于暴政,人们往往选择逆来顺受,不敢反抗。只有在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才有仁人志士奋起一博,抛头颅洒热血,从而唤醒世人,改写历史。不过,在反抗暴政的历史中,中国的和西方的,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斗争形态。中国人抗暴,往往是为了新主子而牺牲自己,去推倒旧主子。即使抗暴成功了,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历史形态本身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抗暴,往往是自利的身体行为。革命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一片凋敝。而西方则不一样。西方的暴力革命往往并不滥杀无辜、伤及百姓,而且在经历了暴力革命之后,历史形态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西方人的革命,往往是社会思想的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受益。

 

这是我昨天晚上翻阅《弑君者》的感受。这是一本好书!它详细讲述了1649年,一群极其富有思想和社会正义感的人,尤其是出身贫农的约翰·库克律师,如何将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法庭和断头台的故事。处死查理一世的罪名是约翰·库克等人创造的“暴政”。通过这群人的努力,英国的宪政思想不仅仅震惊和扫荡了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还启蒙了整个欧洲社会,包括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

1689年,为了避免当年(1660年)邀请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前车之鉴,英国决定以法律形式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自己的权力,于是在议会上、下两院共同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权利宣言”,要求国王以后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威廉接受了这些要求,即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全称《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An Act Declaring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e Subject and Settl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和法律基础。尽管它只有短短的十三条(:1、凡未经国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2……),然而,它却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不仅仅在哲学思想上,还在社会实践上。

 

1690年洛克发表了自己的名著《关于公民政府的两篇论文》。这本书实际上是1640年代英国革命以及其后的“光荣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洛克是这样论述暴政的。

 

——如果说篡夺是行使另一个人有权行使的权力,那么暴政便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这就是任何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不是为了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单独利益。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

 

——若以为这种缺点只是君主制所特有,那是错误的;其他的政体也同君主制一样,会有这种缺点。因为权力之所以授与某些人是为了管理人民和保护他们的财产,一旦被应用于其他目的,以及被利用来使人民贫穷、骚扰他们或使他们屈服于握有权力的人的专横的和不正当的命令之下时,那么不论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就立即成为暴政。

 

——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所以,立法机关一旦侵犯了社会的这个基本准则,并因野心、恐惧、愚蠢或腐败,力图使自己握有或给予任何其他人以一种绝对的权力,来支配人民的生命、权利和产业时,他们就由于这种背弃委托的行为而丧失了人民为了极不相同的目的曾给予他们的权力。这一权力便归属人民,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以加入社会的目的。

美国的诞生,其思想渊源就是洛克的哲学。1776年7月4日北美原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一致通过了《独立宣言》。下面的名句体现了西方宪政的根本之一就是反抗暴政:“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

 

反抗暴政,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共识。其思想基础十分丰富而复杂,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上的。例如,来自宗教改革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商品经济的产权思想,公民社会的实践,社会契约论,等等。从社会契约论来说,王权不过产生于国王和公民的契约,而不是君权神授。遗憾的是,这些历史条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个都不具备,因此,暴政成为了中国历史的常态。不过,反抗暴政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朴素的学说。贺卫方在《弑君者》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孟子的一些社会思想。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齐宣王问)曰:“臣弒其君,可乎?” (孟子对)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译文】齐宣王问:“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真的有这些事件吗?”孟子答:“史料中有这种记载。”宣王问:“臣子犯上杀死君主,行吗?”孟子答:“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毁仁害义的残贼,叫做“独夫”。(人们)只听说把独夫纣处死了,却没有听说是君主被(臣下)杀害了。”)
  

贺卫方没有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一种以暴制暴的中国历史模式。中国历史似乎一直存在着一个专制主义的陷阱。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我在这里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由于中国传统缺乏普世主义的思维,所以,中国人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思想;没有平等,就没有基于意思自治的交换,因此,也就没有完整的产权形态。当生命彼此不平等,个人财产无法得到保护的时候,不想残酷都不可能了。同样,由于缺乏普世主义的思维,中国社会始终一盘散沙,而无法形成社会共识。反抗暴政的,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偶然事件。下面的名篇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唐雎不辱使命》(节选)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文明的演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反思,已经深入到了“多数人的暴政”。可以说,对于暴政的终结,对于不残酷这个社会正义底线的确认,是一个更新的文明形态的开始。而中国,仍然在原地踏步。一二一,一二一,……立定!(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dvxz.html)

 


  发表于  2009-06-07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嗯,说的好啊。中国历史就是这样暴来暴去的历程。这个状况不改变,难进步。
tintinwong ()   发表于   2009-06-07 14:24:1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