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不轨

比你的梦更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是没有的。尼采

真实的一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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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广为人知的。1685年,在今天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版图正中央的图灵根州一个叫埃森那赫(Eisenach)的小城镇,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诞生在一个音乐世家。这个埃森那赫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德国15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在此避过难,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经游历到过这里。这孩子虽然时时刻刻受到生活环境的音乐熏陶,但相比神童莫扎特4岁就开始作曲,还是平庸得跟多年后的他极不相称。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就是要做音乐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对音乐的海绵吸水的劲头,是绝无仅有的。十岁时父母双亡,小巴赫不得不寄住在同为音乐家的大哥家里。大哥家里也不宽裕,小巴赫经常挨饿倒也罢了,但那做大哥的似乎只教给他一些基础的东西,而不愿让弟弟进一步学习音乐,是不是作为同胞兄弟隐约感到了什么呢?于是就有了那段著名的轶事,小塞巴斯蒂安不得不趁着每一个月光没有被云层遮住的夜晚,将小手伸进锁住的栅栏门,小心翼翼地把那本汇集当时著名大师作品的曲谱集卷成筒状取出来,在黯淡的月光下抄写,抄写,还要时刻留意每个音符的符值、经常出现的升降符号和小节线。最后还要把一切痕迹去掉,同样小心翼翼地把曲谱送回去。如果还有时间就再睡一会儿。学校还交待有家庭作业,而且早晨起来还不能让哥哥发现他困倦的面容。即使这样,当哥哥最终还是发现了他这一行径之后,竟一把将他历经困苦抄得的曲谱抢了去。直到哥哥去世,已经成名的巴赫才又重新得到了它。 1700年春天,15岁的巴赫与一位同学徒步行走350公里来到吕内堡(Lueneburg),成为那里的唱诗班的成员。从此,塞巴斯蒂安彻底摆脱了哥哥的严格监管,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和有利条件,开始了一段硕果累累的音乐教育时期。等到1702年夏天从吕内堡中学未毕业就离开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已经在管风琴演奏和鉴定方面小有名气了。之后的半年多里巴赫的去向连传记家们也不清楚,只是在1703年的复活节他们才又在魏玛的恩斯特公爵的宫廷里找到了他,职位是音乐侍从,担任宫廷乐队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演奏。 第二年,管风琴制造家文德尔为阿恩施塔特(Arnstadt)市内的伯尼法丘斯教堂制造的管风琴完工了。至于验收者的人选很好办,毕竟周边很多地区都有巴赫家族的成员担任管风琴师的职位,随便找一个巴赫来就可以了。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为这个家族最年轻的成员,硬是凭着在当时已经远近闻名的在管风琴方面的博学多才得到了这个职位。于是19岁的巴赫来验收48岁的管风琴制造师文德尔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使那台管风琴发出了当地人从未听过的美妙声音。于是阿恩施塔特的市政委员们当即决定聘用他,所付的报酬之高是当地前所未见的。巴赫还并不满足,又自发组织起当地中学里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一开始成效是立竿见影的,但逐渐地巴赫作为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本来面目就露出来了。他在专业上的严格要求使得本来只是把唱歌作为娱乐活动的学生们大为不满,尤其是他们大多出身于当地有钱有影响的人家,而且有些人比巴赫还要年长。因此他们与合唱团长巴赫之间经常产生矛盾。有一次巴赫忍不住管一个捣乱分子叫做“吹大管的刺毛”,这就又引出了关于巴赫的另一段轶事:当天晚上“刺毛”纠集同伙一共6个人手持棍棒在巴赫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堵截他,想要他“道歉”,不过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为什么要6个人还都拿着棍子呢?巴赫对此的反应是把穿着宫廷制服时必须佩带的佩剑抽出来了。“刺毛”及同伙逃之夭夭,最终没有人受伤。试想,如果当时巴赫没带剑,那么西方音乐史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样子了,因为音乐家的手指相对于普通人的而言是非常脆弱的。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居然是“刺毛”仅仅受到警告,而巴赫遭到责备并且此事被记入了档案。可见那里的官僚们并不会因为他管风琴弹得好就支持他。 看起来合唱队是搞不下去了,反正那也不是应尽的义务,再说他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工作:作曲。与其他的音乐天才们不同,这被称为“西方音乐之父”的巴赫被后人发现的最早的作品是在他18岁左右才写成的,就在这里,阿恩施塔特。其中就包括那首最著名的管风琴作品,现在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上随便一搜就能得到数千条结果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 565)。它的艺术价值自然轮不到我说,但有意思的是,据我看的这本巴赫传记的作者、管风琴专家的说法,这首大气磅礴的管风琴曲实际上很可能是为一次管风琴验收测试所作的,原因在于它的和弦构成,再加上管风琴独特的发生原理,使得演奏它时能够全面地测试一架管风琴的各项性能。 巴赫与市政委员们的关系持续降温。1706年8月又发生了一件使得这种关系雪上加霜的事情:他申请了4个礼拜的假期去吕贝克(Luebeck)拜访著名的管风琴大师布克斯特胡德,结果回来时4个多月过去了。考虑到当时的季节和交通状况,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巴赫请假时根本就没打算在4个星期之内回来。而这也决不是他缺乏时间观念或所谓“组织纪律性”的表现,因为他是天生的音乐家巴赫。但不管怎么说,在阿恩施塔特的4年多对巴赫总的来说还是美好的。创作空间还算宽裕,使他不断学习积攒了10多年的音乐知识与天才灵感首次得以迸发。而且他还是在这里认识了他的远房表妹:玛丽亚.芭芭拉(Maria Barbara,1684~1720),他后来的的妻子。 1707年,得益于鹤立鸡群的才华,不到60公里外的米尔豪森(Muehlhausen)空缺的教堂管风琴师的职位在拒绝了众多先到的竞争者后,向他招手了。他与阿恩施塔特的合同于9月16日失效,举家搬到米尔豪森。从此,阿恩施塔特对他来说就属于过去了。然而,创作的环境并没有往好的方向改观。除了这里的市政委员们对他还算比较友好,使他有机会在世俗音乐领域去实践他的对位合唱,在宗教音乐创作方面,当地的教会还是很反感他不断在教徒们咏唱的赞美诗中加入别出心裁的变奏。而且一个反对在宗教活动中加入任何音乐的基督教虔敬派在当地也很有势力。于是在这个城市住了还不到一年,巴赫又提出了辞职报告:“……我对教堂音乐创作的终极目的,只能在顺心的岗位没有其他人给脸色看的环境下才能达到”,并请求:“此次成全我的愿望,免去我这微薄的教会义务……今后我如果还能够为您服务,必将全力以赴。” 接下来巴赫来到魏玛(Weimar),去接替那里年迈体衰的宫廷管风琴师。与之前在阿恩施塔特、米尔豪森一样,只需一遍试奏就征服了雇主,并得到比他的前任高出一大截的薪水。当他离职后,继任的薪金又立即降回到原来的水平。只有一处例外,就是他最后任职的地方莱比锡,而且还是在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的时候。这次职位变动虽然使得他的薪水大涨,但在社会地位上,却是一次严重的降低,也就是说从一个自由城市的市民沦落为一个君王的宫廷侍从。巴赫虽然还兼任宫廷乐队首席,但其地位充其量也就比宫里的马夫高一点。魏玛公国是一个只有300户人家的微型王国,宫廷内的政治斗争却颇为复杂。总的来说,是由两个叫威廉.恩斯特和约翰.恩斯特的兄弟俩平分权力共同执政。弟弟约翰死后他的儿子奥古斯特继承父亲的权利继续与叔叔威廉分庭抗礼。按照合同约定,巴赫为住在两个宫中的叔侄俩共同谱写乐曲,自然与宫中那些龌龊且无聊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叔叔只是把音乐看作排场,但随着矛盾的激化,他决定剥夺侄子与巴赫共同享受音乐的快乐,规定所有宫廷乐师不得到他侄子奥古斯特的宫中去。而巴赫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侍从,对此不以为然,继续履行着合同上规定的义务,不断出入奥古斯特的宫廷。于是公爵恩斯特叔叔很生气,决定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侍从巴赫明白不服从命令的后果很严重。这个时候宫廷乐队指挥离开了人世,很自然地,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职位就是为乐队首席巴赫空出来的。巴赫清楚自己的价值,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更何况实际上他早就在做着指挥的工作。但公爵却选定了远在法兰克福的音乐家特勒曼。而此人给公爵回信说最合适的人选就在公爵您身边,您的乐队首席巴赫。巴赫听说了这件事,也立即提出申请正式获得乐队指挥的职位,但没有回音。于是他又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问及此事,还是杳无音信。最终获得乐队长职位的是刚刚去世的老乐队指挥的儿子,一个三流作曲家,巴赫实际上被冷落到一边。这一段写得有些冗长,实际上我是为了把前因后果说得尽量清楚才把那个威廉公爵的名字搬到我们面前的。毕竟,若不是因为跟巴赫产生了一些纠葛,这些活着的时候呼风唤雨的封建君主们,死后又有几个人还知道并且还关注他们的名字是威廉还是约翰呢? 安哈特.科腾(Anhalt Koethen)的侯爵利奥波德(Fuerst Leopold),当听说巴赫没能当上魏玛宫廷乐队指挥时欣喜若狂,立即邀请巴赫来科腾担任他的乐队指挥。不仅工资涨50%,还提供一套住房。科腾侯爵利奥波德,这个人的名字在关于巴赫的音乐史的天空中像月亮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辉。恐怕可以说,对他和巴赫两个人而言,对方都是生命中除了妻儿以外最重要的人了。利奥波德侯爵是在前不久在魏玛举行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巴赫的,听过他的演奏,见过他的作品,而且本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家。作为行家里手,他清楚巴赫是一个人么样的人物,因此毫不犹豫地开出了这么优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巴赫顺理成章地与科腾的侯爵签订了合同,规定他应于1717年8月1日就任那里的乐队指挥一职。他5月底向魏玛公爵提出辞呈,但当8月份到来时仍没有收到答复,他被定在了此地。然而他也不能从公爵这里一走了之,因为威廉公爵有权要求引渡,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将他埋葬在那片土地上。 这时巴赫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事。他收到了德累斯顿(Dresden)宫廷乐队的邀请,因为那里的宫廷乐师们遇到了麻烦:大名鼎鼎的法国音乐家路易.马尚(Louis Machand)来到了德累斯顿宫廷,使乐队里的所有人相形见绌,并且有迹象表明国王有意授予他一个头衔,把他留下来。因此有必要搬来救兵赶走这个法国入侵者。于是1717年秋巴赫去了德累斯顿。那个顽固的魏玛公爵应该是没有阻拦,因为德累斯顿的主人,波兰国王、大选帝侯奥古斯特大王是那片区域所有公国的宗主。而德累斯顿之行对于巴赫本人来说毫无疑问也是一次重要的经历。德累斯顿当时拥有全欧洲仅次于凡尔赛的最光辉、最富有的宫廷,是那个时代欧洲的一个文化中心,因此后来成为德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直到1945年2月作为一个非军事基地、非工业中心被英美的数千架重型轰炸机炸成一片焦土,大量独一无二的历史遗迹包括巴赫当年弹过的管风琴与12万德国难民在弥漫全城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巴赫早就研究过马尚的作品,而马尚也知道他这个对手。不需要听巴赫的演奏,只需运用他的音乐想象力,并看看巴赫作品曲谱前面的一大堆升降号,他就意识到这个人已超越他很多,而在平均律音准方面相比之下他还没入门。所谓平均律,就是今天所有钢琴调音时所使用的律制。不同于最早的乐器上用分弦法得出的每个音的音高,它把一个八度内的7个主音和5个半音的频率值作了一些调和,使得其中任意两个相邻的音调之间的距离都相等,也就是一个半音阶。同时两个相邻的半音阶构成一个全音阶。这样一来就允许作曲家把任何一个旋律随意挪到以任何一个音调为主音的调上,同时听起来不走样或刺耳。平均律并非由巴赫所发明,但在此之前也只是停留在某些音乐理论家的著作里,也有一小部分作曲家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而正是巴赫首先将它全面引入实践当中,并加以完善,最终确定了后世的音乐世界赖以存在的基准。在这方面里程碑式的标志就是他后来写成的《平均律键盘曲集》。路易.马尚作为一个内行,清楚地意识到巴赫可以在羽管键琴上自由地转调,甚至可以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旋律上下翻飞变成一首精彩的赋格,而自己则落后太多,是绝对没有希望获胜的。因此在演出的当天早上他就偷偷溜掉了,并带着完好无损的名声回到了法国。剩下巴赫一个人进行比赛,给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巴赫回到家以后,科腾侯爵派来接他的骑手已经来过又走了,他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此时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同威廉公爵抗争。不再为公爵提供作品,并把管风琴师的位置让他的一个学生代替,而且在10月30日举行的宗教改革二百周年庆典他也不参加。当一切出路似乎都被堵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就是他唯一合理的选择。而威廉公爵也作出了当机立断的反应,把巴赫关到了魏玛最差的监狱里去。公爵的名声本来就不佳,科腾侯爵凭借与公爵在王室中的连襟关系也对此事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巴赫自己也不是无名之辈,使得这件事掀起了一场风波。最终一个月后公爵屈服于各种压力将巴赫放了出来并且再也不想见到他,巴赫终于如愿以偿摆脱了束缚。但恼羞成怒的公爵将巴赫在魏玛期间的各种档案全部抹掉了——他不想见到巴赫,即使是名字也不想。 1717年12月巴赫来到科腾,开始了后来事实证明是他曾拥有过的最理想的5年生活。他在那里有了一个真正的知音,就是他的雇主利奥波德侯爵。那里的宫廷乐队也非常出色。因此在这里他写下了大多数的室内乐和器乐作品,其中就包括了那最著名的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s),现今经常被人们在各种场合演奏的几首小提琴协奏曲(BWV 1041、1042、1043),《英国组曲》(English Suites,BWV 806~811)、《法国组曲》(French Suites,BWV 812~817),以及大量的羽管键琴协奏曲。还有《平均律键盘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的第一卷(BWV 846~869),其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全书》”,它的伟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像它的作者本人一样。以后虽然也有作曲家比如肖斯塔科维奇仿照着它以一个八度内的全部12个音调为主音写出了24首大小调作品,但那已经不算是开创性的工作了。莫扎特、贝多芬等后世作曲家为了得到一份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甘愿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手抄,因为根本没有印刷版本。这份后来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圣经》”的作品集并不是巴赫为流芳百世而作,相反更多的动机在于给他的孩子及学生们汇编一本钢琴练习的教材。就算他想把它编辑出版,其费用也是他支付不起的。因为他有一大堆孩子要养,他那在同行中数一数二的薪水也仅仅能维持一家的正常开销,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卷(BWV 870~893)定稿于第一卷面世之后20年左右,这两卷共48首键盘作品就成为音乐史中独一无二的里程碑,标志着从此以后人们可以把任何一个旋律放到八度之内的任意一个高度,自由地翱翔。从而为莫扎特、贝多芬们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平均律键盘曲集》的调性排列方式,从C大调开始每个半音都不落地挨个出现一次,好像巴赫元帅将他手中的全部音阶做一次检阅,也不妨说是音乐之神派出他的12个天使轮番考验巴赫,而巴赫交出了一份展现了所有可能性的、从各种角度看都堪称完美的答卷。这也许就是《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伟大之所在吧。 然而巴赫在科腾的生活也并不总是卓有成就而且幸福快乐的。在那个年代死亡离人们很近,短短几年时间里,先后有3个幼小的孩子不幸夭折。而当他1720年随侯爵从外地返回科腾时,妻子也因病撒手人寰,他甚至没能看她最后一眼。从此以后巴赫在留下的科腾后期以及后来的莱比锡时期的画像上,总显得忧郁、严肃而深沉。也许是为了离开科腾这片伤心之地,他宁愿告别一生难得的知音利奥波德侯爵,去了汉堡(Hamburg)应聘,但最终还是因为交不起申请费而作罢,回到了科腾。而接下来侯爵那边也起了变化,他娶了邻近城市的一位讨厌音乐的公主。虽然并非出自巴赫的本意,但事实是在利奥波德结婚后巴赫连一份作品也没为他写出来,而宫廷乐队也逐渐陷于濒临解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巴赫找出在科腾前几年写下的6首室内乐作品,用工整的字迹抄写了一份,寄给了大选帝侯最小的儿子,勃兰登堡(Brandenburg)侯爵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曲谱开头给侯爵的赠言还是花钱请人用法语代写的:“陛下几年前聆听过我的演奏,令我受宠若惊……陛下让我送上几首作品,更让我感到荣幸之至……”。这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用德语写出来,那位勃兰登堡侯爵不可能看不懂,就是为了迎合宫廷里说法语的时髦,还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出路吗。但他的苦心白费了,这6首作品被扔在侯爵的柜子里束之高阁,足足一百多年后才又被人们发现,并以发现地点命名为《勃兰登堡协奏曲》(BWV 1046~1051)。 他看不到前途,于是在科腾住了5年后离开了他最重要的知音兼主人,去莱比锡(Leipzig)就任托马斯学校的乐监。但走之前他不是没有收获的,他是在科腾遇到了他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安娜.马格达勒娜(Anna Magdalena,1701~1760),一位女高音。他娶了她,除了最重要的爱情的原因,还有就是她能帮他分担繁重的家务,并帮着照看一大帮孩子。值得一提的是,巴赫并没有因此与科腾侯爵失去联系,直到去世,他仍是名义上的科腾乐队首席。 有意思的是,巴赫的这最后一次工作变动来得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顺利。莱比锡托马斯学校的乐监职位已经空缺很长时间,巴赫也早已听说此事,却没有去应聘。接下来几个同行对这个职位提出了申请,同样没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显然,他不想谋求这个职位,直到后来莱比锡市政委员会派出使者前来请他参加竞聘。而雇主那一方对巴赫也并不热心。在几个竞争者中巴赫一直是排在最后考虑的地位的。直到其他竞聘者都因为个人原因放弃这个职位,甚至其中一人在放弃后还正式向市政委员会推荐巴赫,而市政委员会又再三权衡了足足4个月后,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终于在1723年4月22日正式决定聘用巴赫担任这个职务。其实这倒也不奇怪,因为那些市政委员们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他们完全不懂的事物作抉择,也难为了他们。然而费尽了周折,等待巴赫的却只是一份条件苛刻的合同、还不到在科腾时期四分之一的收入和一所破烂不堪的贫民学校的大事小事都得管的乐监职位。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离开科腾和他的知音利奥波德侯爵,举家搬到了莱比锡。因为在这里,至少他又可以搞他的音乐了。 正式就职仪式于1723年5月5日在托马斯学校大厅中举行。在座的有莱比锡市长以及一同前来的几位市政委员和教会监理会派来的代表,另一侧坐着学校的校长和其他人士,唯独没有巴赫。根据当时的记录,看起来巴赫只能站着了。仪式该怎么举行就怎么举行,托马斯唱诗班唱了歌,该讲话的市长讲了得体的话,该发言的巴赫也作了谨慎的发言。接下来教会监理会派来的代表以监理会的名义对新任乐监发表了祝词,其实只有一句话,欢迎巴赫前来担任托马斯学校的乐监。然而这是违反常规的,因为从级别上教会监理会置于市政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市长大人立即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并声明这是一种无耻行径和标新立异。监理会的代表试图道歉,但为时已晚。城市首席书记宣布要把这种非法的标新立异行为书面报告给高贵的市政委员会,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笔墨官司。而此时的巴赫在干什么呢?根据记录,他站到了椅子后面——他恐怕也只能站到椅子后面。由此可见,我们的音乐天才巴赫从此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托马斯学校的乐监可不好当。巴赫不仅要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管理并参与学生们的各种音乐活动,还要负责莱比锡全市的四所教堂的教会音乐事务。根据合同规定,他还得教拉丁文课程,这毫无疑问要占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除此以外,他还得肩负起类似于现在的教导主任的一部分任务,比如每周四晚上要巡视全校并与学生们挤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过夜,据说是为了对学生们的道德品行负责。这些加在一起还不够,他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他那一大家子,所以还要带领他的唱诗班参加城市中的各种庆典、洗礼、婚丧事等等。比如在葬礼中,我们这位音乐家就必须带领唱诗班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地挣钱,总收入虽然超过了科腾时期,但别忘了,这些事情都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这对于一个勤奋的人来说是相当宝贵的。 这样繁重的工作,加上他的拥有7个孩子的大家庭的繁琐家务,足以使一个普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然而巴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每周一首地为教堂谱写了大量的宗教康塔塔供教堂唱诗班周日演出,仅流传至今的就有200余首,而任何另外一个音乐家周而复始地写下这个数量的作品,就很容易陷入平庸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合同并没有要求他不断写出新的康塔塔,同时他的几位前任也留下了大量可用的作品。那么,他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只能是他对现存的作品不满意。而依照合同规定演出他的作品,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顺利。比如这一年的耶稣受难日的演出按照教会监理会的规定应在尼古拉教堂举行,但那里的管风琴和羽管键琴都急需维修,唱诗班站立的廊台也已经腐朽,随时有垮塌伤人的危险。巴赫给他的教会上司打了报告要求修理,但监理会说这种事情不归他们管,他应该给市政委员会打报告。市政委员会回复巴赫说我们没钱,巴赫说那样的话今年受难日的演出就得换一个教堂了。而市政委员会告诉他,这是教会监理会管理的事务。就是这样,这个满脑子只有他的音乐的讨厌的巴赫就知道给他的上司们找事情做!上司们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安于现状、不提什么稀奇古怪要求的乐监。巴赫的音乐对于他们来说也只不过相当于有人用中国话布道。而巴赫却多半天真地认为,只要他把中国话讲得再大声一点,上司们就一定能听得懂。 而接下来巴赫看起来也对这个工作感到厌烦了。本来嘛,又没人要求他这么做,市政当局也非但不为此付给他一分钱报酬,连一点称赞的表示也没有,为此他还于1725年三次给德累斯顿的波兰国王写信要求向市政委员会施加压力,以讨回至今拖欠他的报酬。波兰国王看起来还是向着巴赫的,因为此前他曾经两次在德累斯顿举办过管风琴音乐会。这次冲突中巴赫胜利了,不仅得到了被拖欠的工资,还讨回了合同规定的主持礼拜的权利。但这毫无疑问进一步把他推到了上司们的对立面上,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外乡人,初来此地还不到3年。 不过巴赫好像不太在乎这种事情,他有更重要得多的事要做。于是他于1728年从他在梅宁根(Meiningen)的表兄那里买下了足够演出一年的康塔塔。但实际上,这不是他想偷懒的表现,而是在为创作一件更重要的作品腾出时间和精力,这就是被西方音乐界公认为最宏大、最崇高、最震撼人心的《马太受难曲》(Matthew’s Passion,BWV 224)。西方音乐评论家们,基于他们的基督教背景,在提到这部《马太受难曲》时,很难不产生崇高敬畏的感情。这部从头到尾长达3个小时的作品,是在巴赫缺少乐器、合格的合唱队员以及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创作的。在一次匆忙的排练中,巴赫忍无可忍地把在他的乐队中服务的莱比锡大学的音乐主管格尔纳先生的假发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就是这个细节,使得后来许多巴赫研究者们理所当然地认定巴赫是一个脾气暴躁、不会为人处事的天才。但仅凭一件事就给一个人下结论是不明智的。作为一个一丝不苟的音乐家,在那种紧迫的情况下做出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敌对关系也纯属夸大其词,即使考虑到不久之前格尔纳还因为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在一次音乐活动中邀请巴赫而不是他格尔纳作曲,与巴赫做过一次竞争。事实是,巴赫死后,就是这个格尔纳先生是巴赫遗嘱的执行人,以及他的家庭的监护者。如果一生都是对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1729年3月他还必须偕夫人和大儿子去一趟科腾,因为他最重要的知音、科腾侯爵利奥波德去世了,活了还不到34岁。巴赫把马太受难曲中已完成的一部分带去作为致哀的音乐。对于这件事有些基督教的音乐评论家们可能感到恼火,巴赫居然把本该献给上帝的乐曲给了一个“微型侯爵”!可对于巴赫本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科腾侯爵利奥波德是巴赫所遇到的最好的主人、最重要的知音和唯一的赞助者,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利奥波德了。 然而出乎后人意料的是,《马太受难曲》的首演并不成功,甚至说完全失败也并不过分。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巴赫在莱比锡所拥有的音乐资源并不足以支持他成功演出这么宏大的作品,这还没算上正反瞧他不顺眼的市政当局和教会监理会在事实上给他造成的干扰和拆台。这不仅使巴赫极度失望,更使得他在上司们心目中的形象雪上加霜。 但不是有句话吗,“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对于一生不断“为崇敬上帝而创造均衡的教堂音乐”的巴赫,上帝当然更是不会亏待他的。就好像当年阿恩施塔特不允许他发展时,米尔豪森的聘书闻风而至;当他因为教派争斗在米尔豪森也呆不下去时,魏玛的管风琴师的职位正好空了出来;而当魏玛公爵再也不想见到他时,友善的科腾侯爵利奥波德又给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巢穴;冷酷无情变幻莫测的命运突然夺走了他的爱妻玛丽亚.芭芭拉,但接着又给他送来了安娜.玛格达勒娜。这次在莱比锡也是一样。一直把他视为不存在的老校长在头一年秋天死了,新上任的校长恰巧是这样一位知名学者,巴赫在魏玛的时候他是魏玛中学的副校长,后来跑到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固执的威廉公爵那里,当上了他的私人图书馆的管家。威廉公爵死后,他的侄子立即将他扫地出门,算是对他效忠多年的报答。他就是巴赫的老相识,当然也是他的艺术的崇拜者,约翰.马蒂亚斯.盖斯纳(Johann Matthias Gesner)。盖斯纳上任后以出色的管理能力使托马斯学校焕然一新,并把乐监巴赫的职位直接置于校长,也就是他本人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不仅是巴赫,还有市政委员会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解脱。巴赫终于又恢复了生气,他作为伟大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确认,在学校中的权力也得以恢复,《马太受难曲》也终于得以成功演出。巴赫在他的老相识手下度过了莱比锡时期相对而言最顺心的一段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盖斯纳作为一位渊博的学者,自然不会满足于托马斯校长的职务,何况这所学校现在没有他也可以良好运转了。他去了莱比锡大学做了教授。接替他的托马斯学校新校长就不那么友好了,先是对巴赫在学校的活动暗中掣肘,后来更抓了个机会开除了巴赫在教堂音乐上的助理,并故意换上了一个不合格的人选。由于巴赫不会分身术,没有了能干的助理,在教堂音乐方面他就基本上有心无力了。巴赫还为此与校长展开了一场“助理大战”,但终究不是老谋深算、后台阵容强大的校长的对手。这位新任校长有预谋地摧毁了巴赫多年苦心经营的教堂音乐。至于他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本人不喜欢音乐,认为那只是影响学生们学习的没用的东西以外,更多的就只能是他嫉妒他的下属、乐监巴赫在学生们中受欢迎的程度。 巴赫实际上被赶出了学校,同时他也把兼任大学音乐社的职务交给了另一个人。但有意思的是,把他赶走的那个校长虽然摆脱了巴赫,但却未能摆脱学校里的音乐爱好者,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再聘请一位音乐教员,而市政委员会也一反常态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此时的巴赫虽然没了公职,但也绝没有陷入退休状态。据他的音乐家二儿子,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的回忆,他的家就像一座鸽子房,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前来请教学习和探讨音乐的人们总是络绎不绝。他仍然参加城市中的各种活动,带领他的唱诗班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由巴赫推向辉煌顶峰的巴洛克复调式音乐和对位法在巴赫的晚年渐渐成为了过时的风格,而巴赫晚年的作品完全陷入了孤芳自赏中,并逐渐被人们遗忘。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想当然的臆测,事实说明一切。1739年夏天,他的儿子弗里德曼和另外两个乐师从德累斯顿回来,巴赫一家举办了长达一个月的家庭音乐会。这一年晚些时候巴赫又到其它几座城市举行了个人音乐会。10月份开始,又应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的要求,重新接管了大学音乐社的工作。同时他又有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并完成了《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卷供教学使用。而18世纪的年轻人和21世纪的年轻人一样,总是喜欢新潮的事物,因此我们决不能说,这是一部诞生之时就已过时并成为古董的复调音乐绝笔之作。 关于巴赫的艺术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而被人们遗忘的观点,恐怕多半来自于一些音乐史学家把那些古典音乐家们按时代分类存放的做法。他们的确可以把自然界的每一个原子归为金属类、非金属类,但对于人,却不能这么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真正的艺术家决不可能一贯地有意模仿古人或同时代的同行的风格,也不会刻意去迎合什么“时代精神”。每一位作曲家都有自己独有的风格。听到一首亲切、甜美的但我叫不上名字的钢琴协奏曲,我就猜那多半是莫扎特的;巴赫同样以由复杂多变的不和谐和弦构成的一个和谐整体、频繁自由得让我不知所踪的转调给他的作品打上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签名。纵然巴赫熟悉当时几乎每一位小有成就的同行,并潜心研究过他们的乐谱,但这也不是他在模仿他们的证据。他学习别的作曲家的思想,最终变成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自己的。那些把生于1685年卒于1750年的巴赫归为“巴洛克”类的“专家”们,对于属于同一时代的亨德尔、维瓦尔第、斯卡拉蒂等一长串,其中有的甚至今天只能在档案馆中找到名字的作曲家们,这些老学究们是否也逐个对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做了深入研究呢?他们又在这些人与巴赫的作品中找到了多少共同点呢?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几乎产生于同一时间,为什么这两位作曲家却被这些老学究们分别放在写着“维也纳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的两个抽屉里呢?他们把这些艺术家们收拾得井井有条,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通过显示他们纵览古今的学识来自我陶醉罢了。 然而巴赫是不可能被关在抽屉里的。他这一生最晚从阿恩施塔特时期算起直到去世,共留下了81位学生,而学生们后来又有了学生的学生。巴赫就是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们,其中免不了要包括像莫扎特、海顿等重量级人物。在专业圈子里是这样。关于在普通人中的巴赫,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自从门德尔松1827年在柏林重新排演了《马太受难曲》继而不遗余力地把巴赫介绍给大众以来,巴赫才逐渐在人们心中复活的。但这事情是不是应该这么看:首先,巴赫生前就不是一个随声附和大众潮流的作曲家。他的教堂音乐作品绝大多数也不是实用主义的。由于他对音乐超乎寻常的理解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这些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标题所代表的意义。在巴赫的管风琴曲中教民们不能唱诗,跟着巴赫的舞曲人们也无法跳舞。而且对于任何人,从世界知名的演奏家到普通音乐爱好者都显而易见的是,巴赫的作品往往是难度极高的,虽然在其中随处可见一听就能把人抓住的绕梁三日的旋律。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说巴赫的六首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BWV 1001~1006),基本上“是一到两个升降号的小提琴作品中难度最高的”。他的《哥德堡变奏曲》和《平均律键盘曲集》也比其他作曲家的钢琴作品难得多。舒曼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天坚持练习《平均律》,就一定能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不仅对于演奏者是这样,普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听者也很难全部跟上他的赋格曲中同时进行的各个声部。因此巴赫的作品很难普及,但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呢。他写音乐,并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能够把乐谱写得多复杂。有意思的是,即使这样,巴赫的名气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古典音乐界居然流行起用仿17世纪古乐器演奏巴赫音乐的复古风潮。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摇滚乐手把巴赫的作品一个音符也不改地拿到他们手中的摇滚乐器上演奏,发现同样很好听,只是旋律必须加强而已。在现今任何一家卖古典音乐CD的商店里看看,就能很容易地感觉到巴赫的唱片目录要比他的作品目录长得多。而此时他的艺术已经“过时”200多年了。 好,让我们再回到巴赫的生活中来,毕竟现在是1747年,巴赫还没死呢。他的二儿子,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巴赫在柏林腓特烈大帝的宫廷中任羽管键琴师。十分的出人意料,腓特烈大帝,这位经常喜欢对邻国不宣而战的穷兵黩武的独裁者,竟然是一个演奏长笛的高手,而且还留下了一些他自己原创的工整的音乐作品。人真是一种复杂的东西。那么理所当然的,这位吹长笛的皇帝肯定对于见一见那个传说中的巴赫很感兴趣。正巧5月7日巴赫和大儿子弗里德曼前来柏林看望在宫廷中任职的二儿子。他们乘坐的马车在波茨坦城门口被拦住,随即被直接带到了腓特烈的宫廷。里面正在举行晚间音乐会,伊曼努埃尔当时就在场。于是腓特烈皇帝说:“先生们,老巴赫来了!”立即中断了音乐会。 巴赫当时已经62岁了,又在马车上颠簸了10多个小时,可腓特烈连休息和更衣的时间都没给他,就让他试弹各个房间里的所有钢琴。不过这么看起来这位皇帝对巴赫至少还是比较重视的。第二天巴赫参观了波茨坦的管风琴,并得到了一整天的演出机会。但下面这件事恐怕就不那么友好了:腓特烈用长笛吹出一段旋律,让巴赫以此为主题创作一首6声部的赋格。而这段旋律并不适合用于赋格曲,这实际上是把巴赫推上了极限。但已经习惯了各种胜利的腓特烈大帝恐怕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要不然他也就不是腓特烈了。更何况,这个衣着破旧的老头据说是无所不能的。说腓特烈大帝这么做是成心刁难他而不是出于仰慕,是有理由的。否则,给腓特烈担任宫廷乐师的C.P.E.巴赫在后来的讲述中不可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但巴赫还是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在晚间的音乐会上让皇帝事实上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但巴赫自己显然不是这么理解的。他知道腓特烈不是一个对位专家,因此那个不合适的主题肯定不是他故意用来为难自己的。而且皇帝又给了他两天的表演机会,这一定是出于对他的艺术的更大的兴趣。这深深地打动了巴赫,于是回到家后,把腓特烈给的那个不合适的主题用高度的艺术技巧,作为赋格和各种形式的卡农曲,变成一大套作品,并制成铜板,附以最谦恭的敬词寄给了皇帝。这就是《音乐的奉献》(Musikalisches Opfer,BWV 1079)。但就像他将近30年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一样,接收者同样没什么反应,而且从未表示过感谢,甚至没有向宫廷中的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说过两句客套话。 时间到了1749年,巴赫的境况每况愈下,不仅是健康状况,家庭的经济情况也是如此。简直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还是不少的。不仅要继续教学生,这几年中他还写出了一些基础性的作品。1746年,他在图灵根的出版商许布勒那里出版了6首众赞歌(Schuebler Chorale,BWV 645~650),内容出自以前的康塔塔,看起来主要是为了卖钱。为了尽可能取得急需的收入,他还在1749和1750年间又写了18首众赞歌,甚至不能等待已断断续续写了多年的《赋格的艺术》(The art of Fugue,BWV 1080)全部完成,就迫不及待地安排付印,其重要性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然而《赋格的艺术》还没写完,就在这卖歌为生的晚年窘境中,他的眼痛又突然加剧,视力不断下降,到最后几乎完全失明。这又使他陷入了恐慌之中。贝多芬中年的耳聋通常被看成是命运对一个音乐家最残酷的打击。这确实很不幸。但因为旋律是可以在心中听到的,他耳朵虽然听不见,却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他的旋律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并在曲谱纸上写下来。也就是说,他仍可以作曲,只是不能用耳朵听到最终效果。而对于巴赫,他虽然听得见,也可以在他那卓越的大脑中构造同以前一样美妙的旋律,却写不下来!而把同时进行的多个声部“唱”给代笔的人,显然比一个盲人作家口述他的小说要困难多了。 巴赫失明并且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而此时那个市政委员会突然一反常态地关心起巴赫的职务来:巴赫人还没死,他们就替他物色了一个接班人,还像模像样地在酒店里进行了一场正式的考核。他们终于不再把托马斯学校乐监看作一个不存在的职位了! 有资料称巴赫晚年还患有糖尿病。他一生都没能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即使有糖尿病,在当时也既没有手段确诊,更无法治疗。所以导致他失明的可能不仅仅是白内障,还有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损伤。当时一位著名的英国眼科医生约翰.泰勒周游德意志途中恰好经过莱比锡,那么巴赫的眼科手术的主刀人就非他莫属了。巴赫的白内障手术于1750年3月,就在他的接班人接受考核的那家酒店里进行。患者被绑在一把椅子上,由身后一位身强力壮的助手牢牢按住头部。18世纪50年代,不要提麻醉药,连消毒的概念都是没有的。手术的过程是先把一块煮得滚烫的苹果放在患者的眼睛上,以软化角膜。然后用未经消毒的手术刀切开角膜,把混浊的晶状体切开,推到虹膜下面,最后用一只深度眼镜勉强代替晶状体。这样高难度的手术,如果不信任这位全欧洲知名的医生,还能信任谁呢?但不幸的是,当泰勒医生4月返回莱比锡看望他的病人时,遗憾地发现混浊的晶体又回到了原位。这就是说,年已65的巴赫忍受了巨大痛苦熬过的第一次手术失败了,还得照原样再来一遍。即使是一个正当年的健壮的人,经历了两次这样像对待牲口一样的手术过程,身体也肯定会垮下去。 整个春天过去了,他还是看不见东西。夏天也来了,情况还是没变化,而他却越来越虚弱了。 他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黑暗了。7月18日,他撕下了缠在眼睛上的绷带——他又可以看见了!这对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真算得上是奇迹!但此时他已没有能力享受这个奇迹了。几个月身体上的折磨和重见天日的激动,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中风击倒。带着高烧卧床10天后,于1750年7月28日,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那卓越的大脑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奇迹般的旋律创造停止了。 然而巴赫却没有墓碑。因为他这一生没能留下多少积蓄,仅相当于他在莱比锡一年半的收入。相比之下,经常被人们拿来与巴赫相提并论的“巴洛克时代”另一位著名作曲家亨德尔,在移居英国后成为了全欧洲最富有的歌剧经纪人。巴赫的妻子安娜.马格达勒娜倾其手头上全部的积蓄为丈夫买了一口橡木棺材,然后就连购置墓地十字架的钱也实在拿不出了。按照规定,她应再得到丈夫在任时半年的工资,但高贵而明智的市政委员会发现,巴赫27年前上任时晚到了几天,因此应按规定在他们精确的计算后扣除一部分,这样她拿到手的就少得可怜了。如此注重节约,才是一个称职的市政委员会。而节约的地方,就在那些无助的人身上。她的两个继子,威廉.弗里德曼和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尽管一直跟她关系不错,却没有接济她一分钱。因为他们对父亲从他们身上分给这个女人的爱,给他们带来的创伤至今无法释然。她生命的晚期,完全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去世的时候是“接受救济者”。 巴赫的葬礼几乎整个托马斯学校的人都参加了。13年前把他从学校赶出去的校长对他的去世还真是没说过一句话,然而巴赫为之忠心耿耿服务了27年之久的教会此时也只是发布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声明。巴赫的橡木棺材被安放在约翰教堂的外墙边,直到1894年这个教堂再次扩建时又被重新找到,1950年才终于移葬于托马斯教堂。 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终究还是没能写完。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他的《安魂曲》,他的学生苏斯迈尔续成了这部作品。由于他对老师的手法非常熟悉,以至于后人很难看出莫扎特究竟是在哪里停止的。依此类推,巴赫的《赋格的艺术》就理所当然应该由他的成就最大的二儿子C.P.E.巴赫续写完成。但伊曼努埃尔对待这个光荣的任务的做法却是:什么都没写。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因为他清楚无误地告诉人们,有资格续写巴赫《赋格的艺术》的作曲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出生在音乐世家,从懂事起便孜孜不倦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学习各种能听到的的音乐,然后无时无刻不在创作彰显着自己独一无二风格的作品。除了作曲,就是作曲,这样的一生,倒也简单。然而他穷其一生用音符构造出来的高度复杂、精美绝伦的音乐大厦,却是其他任何一位天才的同行所望尘莫及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使后来的职业作曲家们活得多少有些尴尬。而且我敢说,不仅他的后继者们无一例外没能达到他的高度,就是整个人类今后也不会再产生一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了。因为虽然科技在飞速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人们发挥自身潜力的能力却在不可避免地逐渐退化。 虽然每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但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里,很少有人不同意把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排在首位。他的作品所代表的复调音乐作曲技法,不仅在他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被推向了顶峰,而且已然成为他个人最显著的标志。不仅在他同时代的其他同行那里,人们找不到同样程度的复杂、精妙的复调,C.P.E.巴赫的创作也走的是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主调风格。他身后的一些天才人物比如莫扎特、贝多芬等,也只在他们某些特定的乐章中运用了复调的技巧,这更多的还是为了表达对他们伟大的前辈巴赫的敬意。所以尽管前面提到过,我认为人们在评价巴赫的时候把他局限在一个所谓“巴洛克时代”内是不公平的,但在这里我还是特别想引用下面这句耳熟能详的经典结语:“一个时代结束了”。 巴赫的一生写下了难以计数的作品,仅流传至今被赋以“巴赫作品目录”(Bach Werke Verzeichnis)的就有700多部,其他的都非常遗憾地遗失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遗失的曲谱决不会是被巴赫拿去当面包的包装纸而无法流传至今的,否则他就不是巴赫了。流传下来的作品中,编号最后的一首就是《赋格的艺术》,BWV 1080,可见其中有许多编号被空出来了。这应该是编订巴赫作品目录的19世纪的沃尔夫冈.施米德(Wolfgang Schmieder)爵士因当时力量所限,特意留出的。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看样子不会再有巴赫的新作被发现了。另一方面,匈牙利钢琴演奏家安德拉斯.希夫(Andras Schiff)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年巴赫的家里有录音机那该多好啊!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确定,演奏他的作品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速度和力度了。 在这些作品当中,据统计有将近一半属于宗教音乐。于是引出了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巴赫与基督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总的来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巴赫创作音乐,只是一种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的追求。有人因为巴赫创作了伟大的《马太受难曲》,甚至称他为“第五位福音传教士”(马太、马可、约翰、路加福音书)。这样的观点主要出自19世纪的一些信仰基督教的传记作者之口。有信仰是件好事,但看起来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不管别人愿不愿意,也不太在乎事实究竟如何。巴赫的信仰属于基督新教的马丁.路德教派,这个派别的信徒普遍倾向于认为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完全不值得信任,并习惯于在内心中把自己看得过分渺小,偏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必能升入天堂,以此来换取内心的安全感。的确,在巴赫的宗教康塔塔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标题:“我感到厌烦”(BWV 82)、“最亲爱的上帝,我将在何时死去?”(BWV 8)、“虚伪的世界,我不信任你”(BWV 52)、“我有许多忧虑”(BWV 21)。巴赫十岁时就父母双亡,以后的生活中又经历了那么多世事的变故。另外,巴赫家用的圣经得以保存了下来,在上面也经常可以发现他本人批注的笔迹。 然而请不要忘记,不同于普通的善男信女,他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拥有非凡的能力并用音符为自己构造出了一个和谐完美的、绝对理想的音乐世界。因此他不必五体投地战战兢兢地将自己拥有的人类才智悉数交给上帝以换取他的眷顾和保护。毕竟,由他亲手缔造的完美和谐的音乐世界又怎么能背叛、伤害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幸运得多,因为他真正展现了自我。我们上面提到过,巴赫的作品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标题的含义。早在阿恩施塔特时期,他就因为在礼拜时演奏的赞美诗中掺入了过多复杂的和声与转调而多次受到教会上司的警告。因此,他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换取面包或完全为了荣耀上帝而作。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为崇敬上帝而创作的均衡的”教堂音乐之外,还存在着同样大量的为陶冶情操和以娱乐为目的的作品。他写出6首辉煌灿烂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除了带来极度的世俗欢乐之外没什么别的用意。还有些作品甚至就是应别人请求而写的实用之作。比如著名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BWV 988),就是应他的一个仰慕者,俄罗斯公使凯塞林伯爵的需求产生的。凯塞林伯爵患有严重的失眠,他的贴身侍从,年轻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哥德堡就每晚在隔壁的屋里为他演奏以帮他排解无眠之夜。他需要一首更好的催眠曲,于是就向巴赫提出请求。巴赫在自己从前的作品中抽出一首由民间小调改编的咏叹调,以它为基准魔术般地变出了30首变奏曲,每一首都别具特色,激动人心。这看起来好像与一开始写作的动机背道而驰。他把这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部变奏曲作为催眠小夜曲送给了凯塞林伯爵。激动的伯爵回赠给巴赫一只装满了100枚路易金币的银杯作为酬谢。这是巴赫一辈子获得的最高额的稿酬了。我能想象得到,那些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的传记家们提到这件事时脸上那不屑的表情。 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巴赫是把劳苦大众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者的观点,出现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落入前苏联及其官僚手中以后。对每个已经作古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政审,根据其立场是否与自己相符,从而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像自己一样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这是这帮红色共和国的官僚及“哲学家”、“历史学家”们的基本功。但有意思的是,对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们却不敢这么干。然而他们也决不能容忍一个信仰上帝的巴赫。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塑造一个全新的巴赫形象。由于莱比锡战后被划归前民主德国管辖,很自然地,1949年在那里成立了“莱比锡新巴赫协会”。这个协会虽然自称是非政治性的,但除了绞尽脑汁竭力弥合巴赫先生与18世纪的莱比锡市政委员会之间的裂痕,并让那个教会监理会安安静静地消失以外,这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将“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先驱”这个光荣称号强加给巴赫。于是巴赫被说成是来到莱比锡后受这里“强大的启蒙运动力量”深深影响,致力于“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中把音乐解放出来”。他的作品“象征了新生,激发了进步,预示了未来”,是“在宗教外衣下对宗教的背离”。莱比锡在德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但那是在巴赫去世几十年之后。他们还指出:“至1945年以前,德国官方始终只把巴赫的作品看成是形式主义的卖弄”,而普通人“完全没有看到巴赫的伟大的民族意义”,“后来出现的所谓的巴赫研究,越来越走上了臆造和歪曲巴赫的误区”。这些还不够,巴赫更被戴上了“人道主义英雄”的桂冠:“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听到受苦人的呐喊,渴望和平和幸福的心声。” 然而巴赫仍然是上帝的巴赫,他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任何蓄意的掩盖和歪曲都遮掩不住的。考虑到他的路德派基督教信仰,《b小调弥撒》(Mass in b Minor,BWV 232)作为一部天主教弥撒曲,在他的大量宗教作品中显得很另类。但这并不矛盾,虽然教派不同,信仰的核心却是同一个上帝。而且这部历经多年才最终写成的天主教弥撒曲,可以肯定的是在巴赫动笔之初,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就算写成了也不可能听到其演出的效果,因为他没有路子把这部作品放到天主教国家的教堂里去供圣餐仪式使用。而且这部作品全长达3个小时左右,远远超过了天主教仪式中对于弥撒曲的限制。然而他还是写了,这么做的动机就只能归结于他内心对于上帝的坚定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是扎根于心中,而不是用来表现的。也正是这信仰,支撑着他经历了一辈子生活的磨难,而始终不改的是对音乐中内在真理的追求。 然而无论是“第五位福音传教士”,还是“伟大的启蒙运动先驱”,这两类观点的发明者们有一个不约而同的特点,就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或目的,有意无意地扭曲事实,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无端的空想中,并忍不住用主观的标准去评判巴赫。比如巴赫有一首著名的世俗康塔塔《农夫康塔塔》(BWV 212),歌颂了当时一个叫迪斯考的极有个性的庄园主,帮助领地内的农民逃避兵役,并慷慨地减免税租的事迹。巴赫用他的爱心体会农民的心声,可以说是亲自站到了他们当中去,用他们的语言写了这首康塔塔。为巴赫写了第一部传记的古板正统的斯皮塔老先生,则因为这部作品的歌词里出现了年轻人调情的语言和末尾采用了当时街头的流行小调而指责巴赫“在这里完全忽视了道德标准”;而另一位来自东德的先生则针对这首《农夫康塔塔》遗憾地指出,巴赫在此没能抓住机会奋起进行“激烈的社会批判”。但与此同时,这两类评论者却不知不觉地把巴赫的地位捧得越来越崇高,并不由自主地给他安上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名声。这是巴赫活着的时候做梦也无法想到的。如果天堂里的巴赫知道了这一切,说不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呢。 其实,巴赫对上帝的信仰是无需证明也无需证伪的。上帝安排他在这世上的职业是搞音乐,而他也确实没做过什么别的。 但我们最好还是跳出是宗教还是启蒙这无谓的争论吧。就把自己沉浸在巴赫的音乐中,只用耳朵,抛弃一切感官,不带任何偏见。因为他的音乐是一切奇迹中最惊人的奇迹。 到此为止,我所知道的巴赫,我想说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写在上面了。而介绍一位音乐家,光说不练是不行的。得益于互联网,感谢一个叫电驴(eMule)的软件,任何人只要能上网都可以搜索并得到他想要的任何种类的资料。无数台PC机上的eMule.exe运行起来构成了一个电驴网络,在这个网络上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他所拥有的任何资料共享给每一个邻居,谁也没有特权,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很适合巴赫的音乐,因为它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而不是某些靠它赚钱的唱片公司。只要你在它的搜索框中输入下面这一串单词中的某几个:“Bach;Orgel Werke、Violin、Cello、Suites;Das Wohltemperierte Klavier、Brandenburgische Konzerte、Goldberg Variationen、Mass in h-moll,……”。我在这里无意“重点推荐”某些作品,因为我认为巴赫的作品没有不重要的。而其中有很多乐章我听了很多遍以后也没能留下多少印象,也只能说明我对音乐的理解没能达到那种层次。但不同演奏家演奏的版本,相互之间风格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下面是一部份著名的巴赫作品演奏家的列表:“Wanda Landowska、Sviatoslav Richter、Glenn Gould、Karl Richter、Andras Schiff、Trevor Pinnock、Henryk Szeryng、Mstislav Rostropovich、Pablo Casals、Janos Starker……”太多了。仅《平均律键盘曲集》,我在eMule上就搜到了不下7个演奏家的版本,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就看各人的喜好了。eMule的下载速度比较慢,比如一张压成APE格式的CD大约才300M,如果恰好种子不多的话下载速度一般也就在5K左右,也就是说,断断续续几乎要下整整一天。但我觉得如果因为缺乏这点耐心而错过了它,就太遗憾了。毕竟巴赫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我们付出一点时间和耐心,并投入一些精力去真正在他的音乐中体会,就会得到一份受用终生的、任何人也无法夺走的宝藏。 我时常在想,究竟是什么使得巴赫的音乐感动了如此广泛的人群,从诗人、哲学家,到专业的作曲家,再到如我等的普通老百姓,甚至像我叔叔这样从没见过五线谱的人。为什么在那么多人的心目中,巴赫被不容置疑地推上了最伟大作曲家的宝座。就像高尔基说的:“如果像山峦般地罗列伟大的作曲家的名字的话,我认为,巴赫就是其高耸入云的顶峰。那里,太阳在雪白、耀眼的冰峰上永远发射出炽热的光辉。巴赫就是那样,像水晶一样莹洁、透明……”人们推崇文学家的文章,一定不是因为那里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藻,而是在于他们的文章中内在逻辑的深度。音乐也是这样。我想,一定是巴赫用他的作品在无意识中暗示了宇宙的某些人类用意识中的理智苦苦寻找,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发现的规律,才使得那么多人一听到他的旋律就莫名地心跳加速。就好像阿基米德把一条腿迈进浴缸,看到水溢了出来,于是激动地疯子一般冲到街上大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全文完。本文大部分巴赫生平的资料摘自《巴赫传——真实的一生》,[德]克劳斯.艾达姆)


  发表于  2013-03-19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